“仁”和“义”之间又互相关联“仁”就好比人的右手而“义”就好

“仁”和“义”之间又互相关联。“仁”就好比人的右手，而“义”就好比是人的左手，前者是人情，后者是道义。如果偏重于仁，那么义就会做得不够，这样人们只会过分亲近他，而不能尊敬他；如果过分地偏重于义，那么仁就会做得不够，这样只会得到人们的尊敬，而不会得到人们的亲近。舜、禹、文王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下人的拥戴，就是因为他们能做到“仁”和“义”的结合，所以人们才会既尊敬他们，又亲近他们。

孔子还讲到了君子侍奉国君应该做的事情。国君握有至高权力，无论使某臣民地位尊贵、卑贱，还是使他富足、贫乏，甚至赦免他的死罪或者杀死他，都可以接受，但就是不可以违背义理乱来。在离国君较远的位置上工作，就不要越级献议，否则就是阿谀逢迎，如果在国君左右供职，而不能及时地规劝国君，那就是白白地享受俸禄了。总之，侍奉国君，要做到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最好。

子曰：“后稷之祀易富也，其辞恭，其欲俭，其禄及子孙。”俭朴、温和、恭敬，是德之基，同样可以福及子孙。范仲淹的身世便是一例。

范仲淹俭朴持家延福禄

宋朝大诗人范仲淹，字希文。在长白山寺中读书时，偶然发现窖中有藏金，但仍旧盖好，后登显贵，才告诉僧人，自己又出钱修理寺庙。他的几个儿子请求买一个好点的宅园，他说：“京中大官园林都很多，主人却不能常游，但谁还会不批准我游？”他晚年时候，将住宅改为了天平寺。他的几个儿子共用一件好的衣服，外出时轮流穿着。他死时，连丧葬费都不够。因为他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禄，已全做施济之用了。最后四个儿子都做到公卿，个个继承父志，所以在孙曾辈再次发达。

世上有财而鄙吝者必生奢男，“祖宗锱铢积之，子孙泥沙用之”。这种事例，我们已经不足为奇了。

子言之曰：“为上易事也，为下易知也，则刑不烦矣。”

子曰：“好贤如《缁衣》，恶恶如《巷伯》，则爵不渎而民作愿，刑不试而民咸服。《大雅》曰：‘仪刑文王，万国作孚。’”

子曰：“夫民教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则民有格者心。教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则民有遁也心。故君民者，子以爱之，则民亲之；信以结之，则民不倍；恭以莅之，则民有孙心。《甫刑》曰：‘苗民匪用命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，曰法。’是以民有恶德，而遂绝其世也。”

所格：本。也 遁：逃。

孔子说：“如果做君主的不苛虐，臣子就容易侍奉，如果做臣子的忠诚，君主就很容易了解，这样一来刑罚就不繁多了。”

孔子说：“如果能像《缁衣》篇里所说的那样爱好贤能之人，像《巷伯》篇里所说的那样憎恨恶人，那么君主就不会把官爵随便赏人，而民众也就形成了忠厚的风气，不必动用刑罚，而人民都会恭敬服从。《大雅》篇说：‘只有效法周文王，万国才会兴起诚信。’”

孔子说：“用道德来教育民众，用礼来约束民众，那么民众就有进取向善的愿望。用政令来教育民众，用刑罚来约束民众，那么民众就有逃避刑罚的想法。所以统治者如果像爱护自己的儿女那样来爱护民众，那么民众就会亲近他；用诚实的态度来团结民众，那么民众就不会背叛他；用恭敬的态度来对待民众，那么民众就会有顺服之心。《甫刑》上说：‘苗民（的君主）不用政令来教育民众，用刑罚来制裁民众，于是制定了五种酷刑而称作法。’因此他们的民众品行日益恶劣，最终绝了后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