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当年兵革始起天下扰攘豪杰竞逐迷惑千数臣尚能托身圣明不敢过差

“当年兵革始起，天下扰攘，豪杰竞逐，迷惑千数，臣尚能托身圣明，不敢过差。更何况如今天下平定，尊卑有序，臣怎敢心生叵测呢？如今见到您让我看的奏章，深感战栗怖惧。又一想，明主知臣愚钝，所以敢上章自陈。”

刘秀见到冯异的奏章，马上回了一封敕书，态度十分明确，他说为“将军和我的关系，义为君臣，恩犹父子。我对你何曾有嫌疑？你为何如此担忧？”

后来，刘秀又利用冯异回京朝见的机会，指着他对公卿大臣说为“这是我起兵时的主簿，曾为我披荆斩棘，浴血奋战，平定关中，他是我的忠臣良将。”接着，又赏给冯异许多珍宝、衣服和钱帛。

过了几天，刘秀仍命令冯异带着妻子，回到关中，镇守原地。

刘秀的这些举措，打消了冯异的疑虑。他安心回到关中，放开手脚，锐意进取，建功立业。

“忠实无真，不能知人”，其要求就是让人要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，而不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蒙蔽。这也是领导怎样让部下安心立业的一个大问题。刘秀的智慧就表现在此：充分相信臣下，而不是被谣言所迷惑，并想方设法让臣下安心做事。

揣情者，必以其甚喜之时，往而极其欲也，其有欲也，不能隐其情；必以其甚惧之时，往而极其恶也，其有恶也，不能隐其情。情欲必出其变。感动而不知其变者，乃且错其人勿与语，而更问其所亲，知其所安。夫情变于内者，形见于外。故常必以其见者，而知其隐者。此所谓测深揣情。

古之善用天下者，必量天下之权，而揣诸侯之情。量权不审，不知强弱轻重之称；揣情不审，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。何谓量权？曰：度于大小，谋于众寡。称货财之有无之数，料人民之多少、饶乏，有余、不足几何；辨地形之险易、孰利、孰害；谋虑孰长、孰短；揆君臣之亲疏孰贤、孰不肖；与宾客之知睿孰少、孰多；观天时之祸福，孰吉、孰凶；诸侯之亲，孰用、孰不用；百姓之心去就变化，孰安、孰危、孰好、孰憎，反侧孰辨，能知此者，是谓权量。

上古时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，必定要权衡天下的形势，并且要揣摩各地诸侯的实情。假如衡量权势而不够准确，就不能掌握诸侯强弱虚实的形势。假如揣摩实情而不够详细周密，就无法洞悉诸侯隐蔽变化的动静。什么叫作“衡量权势”呢？答案是：要测量大小，要谋划众寡。衡量物质财富的有无与数量的多少；估料民众的多少及其富足还是贫乏、有余还是不足的程度如何；辨别地形的险要与平易，以及对谁有利，对谁有害；谋略运筹方面，哪一方高明，哪一方拙劣；考察君臣之间的亲疏关系如何，以及谁更贤能，谁个不肖；还有宾客幕僚的智慧，哪一方少，哪一方多；观察天时的祸福，何时吉利，何时凶险；与诸侯之间的关系亲疏远近，哪些诸侯可以效力，哪些诸侯不能利用；天下百姓的人心向背变化，哪些地方平静，哪些地方有危机，哪些人拥戴，哪些人憎恶，如果发生反叛，如何察知。能掌握以上这些情况，就可以称作是善于权衡天下的形势。

所谓揣度实情，指的是必须在对方最高兴的时候，去加大、刺激他们的欲望，使其达到极点，他们既然有欲望，就不容易隐瞒实情；还必须在对方恐惧的时候，去加重他们胆怯的心理，使其达到极点，由于内心有强烈的厌恶感，就难以隐瞒实情。因为人的情欲往往在或喜或惧时表露出来。如果遇到情感受到触动却不能体现好恶喜惧的人，就暂且搁置不与他深谈，而去了解他所亲近的人，从侧面了解其情感依托的根据。对那些情感在内心发生变化，就会有外在表现的人，必定能够从中获取他内心的真实情感。所以，人们常常根据观察到的外在表现，来探测他人的内心隐情。这就是揣测内心深处实情的方法。

故计国事者，则当审权量；说人主，则当审揣情；谋虑情欲必出于此。乃可贵，乃可贱，乃可重，乃可轻，乃可利，乃可害，乃可成，乃可败，其数一也。故虽有先王之道、圣智之谋，非揣情，隐匿无所索之。此谋之大本也，而说之法也。常有事于人，人莫能先，先事而至，此最难为。故曰揣情最难守司，言必时其谋虑。故观蜎飞蠕动，无不有利害，可以生事变。生事者，几之势也。此揣情饰言成文章，而后论之也。

因此，凡是谋划国事的人，就应当详细缜密地衡量天下的形势；在向君主游说或陈情献策时，就应当仔细揣摩其内心的实情。凡是谋虑情欲，必然都用这种策略。如此精于揣度之术，就可尊贵，也可卑贱；就可尊重，也可轻视；就可有利，也可有害；就可成功，也可失败，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揣术的运用。所以，虽然有古圣先王的德行和智谋，假如不揣摩实情也无法得到隐匿的情报。这是谋略的基本原则，而且是游说的通用法则。经常有新的事情发生在人们的面前，而人们不能事先预料到新的事情会到来，这是最难做到的事。所以说揣摩实情这件事最难，必须在适当时机掌握对方的谋虑和言论。因此，当昆虫蠕动时，都有它们自己的利害关系存在，以此观之，就可以利用顺逆利害的道理成就事业。而事情的产生变化，往往表现为一种极微妙的自然现象。这种揣摩实情的说辞，要在做粉饰华丽的修饰、写成文章之后，再进行论述。

本篇讲述的是如何揣摩他人的心思，从对方的外在表现去了解他内心的思想活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