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吊游戏的打法当然不仅止于此变化是很多的当时的士大夫、官绅之

马吊游戏的打法当然不仅止于此，变化是很多的。当时的士大夫、官绅之家玩者不少。其发展循着两极变化。一方面如前所述在吴吊的基础上由简单向复杂过渡，由低级向高级靠近，改变了简单的“以大打小”的单一局面，出现了吃、补、开、冲的打法，花色配备，技巧复杂。另一方面又朝着简单化的方向变化，出现了所谓“斗虎”、“扯张”等打法。这就是在四门四十张牌中，除去十字门中千万贯一牌外的所有牌，合计为三十张。“斗虎”可以两人玩，或三人玩。两人玩各人发十三张牌，留四张在中间三人玩则各发九张，中间留三张。牌中凡是三张同一等级的叫“豹”，同花色相连的叫“顺”，出牌的人出一张牌或者三张牌，互比大小，赢得的牌张按其内容可以获得不同的赏采。最后一轮的胜者还可以得到桌中剩下牌张的报酬。“扯张”可以由两人至五人参加，每人发牌六张，分为三市，每市两牌互比点数，以九点为最大，超过十以后的点只计尾数，这和“牙牌”中的“天九”相似。点数相同则以单牌大小计胜，赢牌也有各种赏采。“斗虎”、“扯张”统称之为“混江”，是后来纸牌中“游湖”戏的始祖。

马吊在明末动乱中曾一度衰歇，入清后又死灰复燃，尤其在康熙、乾隆年间所谓“承平盛世”之时，传播的速度及规模更为惊人。周文《观宅四十吉祥相》说：“弈棋变为马吊，风日下矣，与其马吊，宁弈。”说的是清初的情形。王土膊《分甘余话》也说：“近马吊渐及北方，又加以混江、游湖种种诸戏。”可知康熙时牌风北渐。而乾隆时，竟发展到“匝地皆由我(“由我”即“游湖”)，无人不好之”(彭康《戏咏马吊》)的地步。有人还说什么弹琴是“独乐乐”、围棋是“与人乐乐”、而马吊是“与众乐乐”，让它进入了“韵戏”的阵雷。

由于始于明代的马吊赌戏牌中绘有农民起义《水浒传》人物，而且在斗牌中又有三家攻一的战术运用，打牌的术语还有“穿”、“闯”，花色里的“大顺”、“百闯”、“百献”等等，都与推翻明代统治的明末农民战争中的人物有些联系，尤其是“大顺”政权和“李闯王”、“张献忠”更是统治阶级视为洪水猛兽而讳莫如深者，同时马吊也给明末统治者以“逢马必吊”的联想，因此引起清代统治者的警鉴与不安，所以，在清代屡遭禁止，到乾隆年间，马吊就逐渐消歇了。

诗牌

诗牌，是人们于牌上书以诗韵，当良朋高会之时，出此牌，每人抽一牌，按着牌中所写的字为韵作诗的一种文字游戏。因唐人作诗，好书于板上，故又称为“诗板”。《全唐诗》卷五一一收录有张祜的一首名为《题灵彻上人旧房》诗，诗中有“寂寞空门支道林，满堂诗板旧知音”句，道出了唐人书诗于板的爱好。至宋时，这种游戏更为兴盛。宋林逋《林和靖集》卷二《孤山寺》有诗曰：“白云睡阁幽如画，张祜诗牌妙入神。”说明宋人也对诗牌情有独钟。

明代，诗牌也称为韵牌。明代高濂《遵生八笺·起居安乐笺·韵牌》这样记述道：“余刻诗韵上、下二平声，为纸牌式，名日‘韵牌’。每韵一叶，总三十叶。山游水泛，人取一叶，吟以用韵，似其便览。近有四韵，刻已备矣。恐山游水泛，无暇作长篇诗韵。此余始作意也。”说明明代文人中普遍流行着诗牌游戏。

在明代，还出现了专门介绍诗牌的著述，如《诗牌谱》就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游艺专著，明人王良枢在《诗牌谱·跋》中说：“予得是谱，藏之旧矣。小峰先生一见而奇之，先生性不饮，然多饮兴，谓：近世觞政繁俗，宜归于雅，乃刻而传焉。”王良枢没有说藏了许久的《诗牌谱》究竟是什么时代的。《诗牌谱》今有《夷门广牍·娱志》、《游艺四种》、《说郛》、《观自得斋丛书》等数种版本。全谱分“牙牌式”、“分牌式”、“分韵式”、“主题式”、“用字式”、“借字式”、“较胜式”、“品第式”、“赓奇式”、”“翻新式”、“和韵式”、“收残平声三百字：式”、“洗荒式”、“叠锦式”、“联珠式”、“合壁式”、“焕彩式”等十七章，可以说对诗牌的制作、玩法等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。

《诗牌谱》共介绍了诗牌六百扇，“扇”犹如纸牌的“张”。“扇”的尺寸广六分，厚一分，以一面刻字，一面空白。“其字声平、仄，以朱、墨别之。桩牌一扇，长准诗牌二，刻日‘诗伯’。”意思是说六百扇诗牌中，有平声字三百，刻于三百扇牌上，涂以红色另以仄声三百字刻三百扇牌上，涂以黑色。另有一“桩牌”，长度二倍于诗牌，上刻以“诗伯”二字。下面，将平声、仄声各三百字分列于下。

平声三百字：